胡开宝：对话与多元——试析许钧翻译文化观点的特征、内涵与意义

       自翻译实践诞生以来，人们从不同视角就翻译本质、翻译价值和翻译特征展开探索，形成了不同的翻译观，即关于翻译本质和翻译现象的认知和看法。如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提出的翻译三原则、严复的“信达雅”、卡特·福德（John Catford）的翻译等值论和奈达（Eugene Nida）的动态对应论，等等。这些翻译观均将翻译视为两种语言或符号之间的转换，强调翻译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在思想、内容或信息、形式或风格等层面的等值。然而，这些翻译观未能充分关注在翻译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的译者以及制约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因素，故而受到巴斯奈特（Bassnet）和勒弗维尔（Lefevere）等人的质疑。他们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现象，翻译研究应关注译者的主体性和翻译背后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许钧教授依据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等人的翻译文化观，汲取其他翻译观的营养，结合自己丰富的文学翻译实践，提出了翻译文化观，即关于翻译与文化之间内在关系的认知和看法。自1987年以来，许钧教授先后发表了“翻译层次论”和“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观”等几十篇理论文章，出版了《翻译论》《傅雷翻译研究》等学术著作，从翻译的文化本质、翻译价值的文化特质、译者身份的文化属性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视野等角度阐述了翻译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并阐述了其翻译文化观点。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翻译的本质和功能的认知一直局限于语言转换观，认为翻译本质上是采用相对应的目的语语言或符号再现源语语言或符号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信息、功能、形式和风格。卡特福德（1965）指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替换为另一种语言（译入语）中对等的文本材料。傅雷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根据克里斯汀·诺德的观点（1997:17），翻译是生成一种与特定源语文本有关系的功能型目标文本，这个关系是根据目标应达到或需要达到的功能（翻译目的）来加以说明的。这些翻译观仅仅关注翻译的语言转换属性，却忽略了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译者的主体性，强调译作与原文之间的等值并作硬性规定。然而，翻译并非真空状态下进行的语言转换，而是受到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制约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其中译者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这些翻译观未能反映翻译的本质以及翻译活动的客观规律。

       20世纪80年代，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等人针对以上翻译观的局限性，在Translation Studies和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等著作中提出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应当着力于实现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文化功能层面的等值。应当指出，文化翻译观较好地回答了翻译的本质、翻译的价值和翻译制约因素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因而得到了翻译学界的普遍认可。国际知名翻译研究学者杰雷米·芒迪（Jeremy Mundey）在其著作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专门介绍了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的翻译文化观。许多学者则依据巴斯奈特等学者提出的文化翻译观，从文化视角对翻译本质、翻译价值和译者主体性等重要理论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这一历史语境下，许钧教授继承并发展了巴斯奈特关于翻译本质和翻译价值的观点，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旨在推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翻译受制于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同时又反作用于文化。最终，受巴斯奈特等人文化翻译观的影响，许钧教授的翻译观实现了语言转换观向翻译文化观的转变。正如他所言：

       前文述及，许钧教授的翻译文化观不仅继承了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关于翻译本质和翻译价值的观点，而且也逐渐形成了一些自身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特征：

       前文述及，许钧翻译文化观点强调从文化视角研究翻译本质、翻译价值和译者主体性等理论问题，但倡导以翻译研究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在这一点上，许钧文化翻译观不同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一些翻译观。具体而言，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和解构主义翻译观均选取翻译研究的文化视域，但其立足点并非翻译研究，而是将翻译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领域来验证文化研究的解释力和合理性。此外，许钧翻译文化观点强调在对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进行语言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分析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以及翻译对文化的反作用。许钧教授重视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不过他认为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如果仅仅局限于语言学分析，翻译的众多现象很难进行深入分析，也无法做出辩证的解释。许钧教授虽然坚持应树立翻译的文化观，但不片面强调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维度，认为翻译语言转换或符号转换活动是翻译的本质。事实上，在他看来，翻译研究应当语言与文化并重，不仅可以选取语言学视角，而且也可以选取文化视角。只有如此，方能全面、深入地分析翻译本质和翻译现象。

       纵观人类翻译活动的发展历程，翻译始于文化差异，且与文化差异相伴相随。正是由于文化差异，人类文化才呈现多样性，人类社会才丰富多彩，并在差异中不断发展。然而，许多翻译观或翻译思想往往只关注语言差异，对于文化差异未曾给予足够的关注，如等值论，或者过分强调归化翻译策略的应用，如动态对应论和功能对等论。许钧教授敏锐地注意到上述翻译观的局限性，将文化差异视为翻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他看来，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都应当着眼于文化差异，正确对待包括文化差异在内的“异质”因素。如果翻译只局限于语言差异，忽视语言差异背后的文化差异，往往会扼杀文化差异所表现的价值和生命力。在翻译中，灭异为同，或以同害异，都是一种暴虐，不单单是文字的暴虐，也是思维的暴虐。过度的归化往往会消弭文化之间的差异。为此，翻译应在保存文化差异的同时，让这些差异之间不隔绝，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

       许钧教授还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高度阐述翻译中尊重并保持文化差异的重要性。他指出文化的多样性是以语言的多元为基本条件，而翻译能够推进语言的多元化。他强调“没有在多种文化的接触、碰撞中起沟通作用的翻译，就无法保证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交融与发展”（许钧，2005）。应当指出，翻译可以推动语言的多元化，延缓由于全球化趋势所导致的语言消亡进程，并通过语言多元化来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翻译可以直接传播异域文化，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从而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文化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政治、经济、伦理和道德等。广义文化是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成果。根据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观点，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许钧翻译文化观点紧扣文化内涵，从文化的不同层面对翻译本质和翻译现象做了细致、独到的阐述。事实上，文化是许钧翻译文化观点的高频词和关键词。讨论翻译的层次和层面时，许钧教授分析了翻译的美学层次和道德层面，而美学和道德无疑属于文化范畴。他强调 “从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方法的采用，包括翻译作品的编撰与加工无不受到‘该怎么译’这一道德层面的约束和影响”（许钧，1998），并指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他主张翻译文本的选择受个人的喜好和偏爱，以及时代、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而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受到本土文化价值观的限制。（许钧，2002a）。关于译者的身份，许钧认为译者是文化媒人，是翻译精神的主体，译者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应用产生直接影响。而关于翻译的本质和价值的阐述也与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因此，他认为翻译研究应当坚持正确的翻译文化观，关注翻译在人类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及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使命。

       许钧翻译文化观点形成于其语言转换观与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的有机融合，其主要内容包括翻译的文化本质、翻译价值的文化意义、译者身份的文化属性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视野。

       关于翻译的本质，学界存在较大分歧，或言翻译是摹仿、等值，或曰翻译是创造、操控。前者以严复、卡特福德和奈达为代表，后者则以郭沫若、朱光潜、勒菲弗尔和赫曼斯（Theo Hermans）为代表。然而，这些观点要么未能跳出语言转换观的窠臼，要么忽略了翻译的语言转换属性。针对这些观点的局限性，许钧教授指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跨文化交流活动。这一观点以“跨文化交流”阐明翻译的宗旨和使命，以“符号转换”和“意义再生”明确翻译的两大基本属性，清晰地描述了翻译的文化本质。

        “跨文化交流”告诉我们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转换活动，而是逾越文化障碍，实现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活动。翻译在很大程度受到诸如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因素的限制。（许钧，2002a）。将翻译界定为跨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在文化交流这一高度来理解翻译活动，能够获取关于翻译本质和翻译规律性特征的全面而客观的认识。事实上，“当翻译被置于文化的视野之下进行重新审视时，有关翻译本质、翻译目的与任务、翻译标准和策略、影响翻译的要素、翻译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等许多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得以在新的认识层面展开，可望有所突破，翻译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也有望得到科学的解释。”（许钧，2002c）

       “符号转换”描写了翻译的符号转换属性，将翻译活动的外延由语言转换扩大至包括语言转换在内的符号转换。根据雅克布逊的观点，翻译可以划分为语际翻译、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语内翻译是指不同语言变体之间的翻译，语际翻译则指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符际翻译是指将一个符号系统转换为另一个符号系统，如语言艺术转换为电影。语言或语言变体均属于符号。显然，“符号转换”全面反映了翻译活动的实际面貌。

       “意义再生”强调翻译不是简单地再现原文的意义，而是“通过理解，使原文的意义得以再生，从而使作品在新的历史空间得到交流、展现、完善与延续”。（许钧，2017：164）众所周知，文本意义一直被视为作者的思想意图在文本中的体现，不依赖于读者解读的客观存在，即作者意图决定论。到了20世纪上半叶，随着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崛起，文本意义被理解为语言本身的建构，即文本意图决定论。无论是作者意图决定论，还是文本意图决定论，都将文本意义视为客观存在的事物。然而，文本意义本质上是文本意义潜势与读者的理解和阐释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方面，文本以其内在规定性,如文本意义潜势和文本结构等，引导并制约着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另一方面，读者带着一定前理解或期待视野与文本对话，理解并阐释文本，从而实现文本意义。（胡开宝、胡世荣，2006）译者的先在知识和期待视野等内在因素影响着译者对源语文本的理解，而译者的翻译目的、接受语境和赞助商等外在因素等则影响着译者对源语文本的理解和目的语文本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文本是源语文本意义潜势与译者理解和阐释之间对话的产物，是源语文本意义的再生。译作为原作拓展了生命的空间，且在这新开启的空间重赋予了原作新的价值。（许钧，2002b）

       此外，许钧教授在其著作《翻译论》中提出翻译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等五大属性，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阐发翻译的文化本质。按照他的观点（许钧，2003），翻译的社会性是指翻译活动产生于社会需求，为满足不同文化或民族相互交流的需求，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推动社会发展。文化性则指翻译是指“以翻译为手段所进行的这种接触、交换或交流的活动，无不打上了社会与文化的烙印。”（许钧，2002c）符号转换性包括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的转换。创造性表现为翻译对目的语的影响与改造、对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塑造，以及翻译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历史性是指翻译活动在一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发生、发展，并与人类发展的历史密切相关。应当指出，社会性强调翻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过社会性包含文化性，因为社会的内核是文化。符号转换性所涉及的语言符号与文化密不可分，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创造性实质上关涉翻译对文化的影响，一方面翻译所影响的目的语实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翻译所塑造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均属于狭义文化范畴。历史性则与具体文化语境相关，没有具体文化语境，便没有历史性。显然，上述属性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的属性进行描述，但都指向翻译的文化本质，即翻译是一种文化行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

       价值是指客体相对于主体而言所具有的有用性或作用。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价值是一种用途或积极作用。翻译价值则是翻译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的影响、功能或作用。一般而言，翻译价值划分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前者是指翻译在语言服务行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功能和产生的经济效益。后者是指翻译在传承优秀文化、塑造民族精神和推进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翻译价值的文化意义是指翻译在推进文化交流、传承与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许钧教授看来，翻译价值主要包括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翻译的社会价值主要表现为翻译对社会交流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对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的影响。文化价值体现为翻译能够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语言价值是指翻译在推进目的语语言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创造价值不但表现为翻译本身所具有的创造性，而且还体现为翻译对人们进行新的创造所发挥的虽然间接却广泛的影响。根据许钧、高方的观点（2004），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的作用。历史价值则指翻译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作的实际贡献。事实上，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每一次重大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翻译。

       可以认为，许钧教授关于翻译价值的观点客观而全面地阐明了翻译价值的文化意义。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翻译在实现其文化价值的同时，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思想文化，推进了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并推动人类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无论是传统的更新，还是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引人，都离不开或狭义或广义的翻译，翻译活动往往处于文化交流，乃至宗教和社会变革的先锋地位。”（许钧，2012）由于其与生俱来的创造性，翻译可以吸收新鲜的语言成分或文化创作思想，推动语言和文学创作理念的变革。在德国，《圣经》的翻译直接推动了德国语言的统一与发展。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翻译促进了这些国家现代语言的形成。在中国，翻译不仅引进了现代科学技术，而且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其他西方优秀思想文化，并对汉语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认为，一部翻译史是就是一部人类文化交流与发展史。（许钧，2005）正如王佐良所言，“如果去掉翻译，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将大为贫乏满整个世界也将失去光泽”（1989：57）。

       应当指出，翻译价值之所以具有文化意义，一方面是因为翻译在人类文化乃至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按照许钧教授的观点，则是由于翻译可以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针对世界化进程对文化多样性的负面影响，许钧教授呼吁应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高度来认识翻译的使命和价值。在他看来，翻译可以推进语言的多元化，进而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他认为语言是种种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主要载体，一种语言是一种世界观，是文化构建与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一门语言的消亡意味者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文化的消失，而翻译可以延缓甚至阻止由于语言霸权导致的弱势语言的消亡，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实现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存。“没有在多种文化的接触、碰撞中起沟通作用的翻译，就无法保证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交融与发展。（许钧，2005）鉴于此，许钧教授强调应以平等的态度去善待各种不同的语言。“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能以牺牲民族语言为代价，‘用英语’去谋求与外部世界的交流。相反，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要坚持使用与发扬中国语言，同时培养更多的翻译人才满足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许钧，1997）必须指出，要维护文化多样性，就必须使用与发扬民族语言，否则强势语言越来越强势，愈来愈多的弱势语言将消亡，这对于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也许，使用民族语言与外部世界交流，对于当代社会全球化的潮流而言是逆流而行，然而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角度不能不说是合乎逻辑的一种选择。

       译者身份是指对译者的社会定位。译者身份一直被描述为隐形人、模仿者和奴仆。后来，随着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兴起，译者被视为操纵者、叛逆者、征服者和改写者。在许钧教授看来，译者并非愚忠的模仿者也非没有节制的叛逆者或征服者，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主体，是跨越两种文化的使者。一方面，译者对翻译对象以及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运用往往会受到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限制，而译者对源语文本的理解受制于源语文本的定向性和阅读语境的制约。因而，“对翻译的许多技的层面的探讨，不能忽视政治、文化层面的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许钧，2002c）另一方面，译者常常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和个人爱好选择翻译的对象，依据自己的所知和社会经验对源语文本进行阐释并使用目的语表达源语文本的涵义或意义潜势。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文化态度和文化立场都会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

       文化态度是指译者对翻译所涉及的目的语文化和源语文化的评价、好恶和倾向。根据许钧教授的观点，译者的文化态度主要分为三种，即无视异域文化、轻视异域文化和平等对待异域文化。“译者对异域语言与文化的态度与理解，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认识与立场，是决定翻译方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而对异域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制定，反过来又影响着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许钧、高方，2004）许钧教授强调译者应当避免前两种态度，而应平等、理性地对待异域文化，应充分认知与了解原文所表现出的文化差异，并尽可能将之融入到目的语大语境之中，溶入到接受语文化中去，以真正达到吸收出发语文化与丰富目的语文化之目的。（许钧、高方，2004）

       译者的文化立场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以源语文化还是以目的语文化为立足点。根据许钧教授观点，译者面对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可以采取三种文化立场，即源语文化立场、目的语文化立场以及沟通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立场。第一种文化立场往往导致所谓的“异化”的翻译方法；第二种立场则可能使译者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而第三种则极力避免采用极端化的“异化”与“归化”方法，试图以“交流与沟通”为翻译的根本宗旨。（许钧，2002a）

       回顾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翻译研究经历了三次研究范式的转变，即语文学范式、语言学范式和文化研究范式。语文学范式以西塞罗、哲罗姆、施莱马赫和泰特勒为代表，强调翻译应忠实再现原文内容，侧重于翻译策略和技巧的分析。语言学范式以奈达和卡特福德为代表，强调依据语言学理论，“描述如何实现翻译文本与源语文本在词汇、句法、语篇和语用等层面的语义对等，从而科学地阐述翻译本质和翻译过程。”（胡开宝，2012）文化研究范式以巴斯奈特、勒弗维尔和图里等为代表，主张翻译研究应着重分析翻译文本在具体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生产和接受，探讨翻译如何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操纵，如何影响目的语文化。这些研究范式要么侧重于翻译内部的研究，如语文学范式和语言学范式，要么以翻译外部研究为主，如文化研究范式。前者侧重于翻译作品和译者的研究，包括翻译策略和技巧、翻译文本的语言特征和译者的主体性等。后者主要研究翻译的外部因素，如文化、政治和历史等因素。

       与以上研究范式不同，许钧翻译文化观点不仅重视翻译内部研究，而且也关注翻译外部研究。许钧教授认为翻译研究应当在语言转换分析的基础上，着力考察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译入语）的意义和影响、翻译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因为翻译活动“最根本的属性，是一种语言转换实践活动，一种符号转换活动。”（许钧，2012）许钧教授还指出翻译研究应当具有一种文化视野，即从文化交流视角分析翻译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应当树立翻译的文化观，认识翻译的文化本质，从文化交流与发展这个高度来理解翻译活动，对翻译活动做出正确的历史定位。（许钧，2002c）。在他看来，从文化角度分析翻译本质和翻译现象，翻译研究中所遇到的令人困惑的问题都会得到解释。

       不过，许钧教授也提醒学界注意当代翻译研究存在的泛文化倾向，指出在运用文化理论分析时，要立足于翻译本质和翻译活动属性的探讨，不能将翻译研究等同于文化研究，更不应忽视甚至否定其他研究途径的贡献，因为“翻译研究，无论是语言学研究途径，文化研究途径，还是女性主义研究途径，都不是排他性的或颠覆性的，其所谓的转向，也不是从根本上对前者的否定，而应该是某种补充、深化或丰富。”（许钧，2012）

       综上所述，许钧教授以翻译为内核，以文化为视角，从文化交流与发展角度阐明了翻译的本质与价值、译者的身份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视野，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高度论述了翻译的使命，从而系统构建了翻译文化观的理论体系。应当指出，许钧翻译文化观点对当代翻译研究不无启示意义。一方面，根据许钧翻译文化观点，我们应当将对翻译文化本质的求索作为翻译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可以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翻译本质和翻译规律，但这些研究都有必要与翻译文化特征的探讨有机结合起来，应当关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探讨翻译在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接近翻译的本质，因为文化是翻译的存在方式，是翻译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许钧教授在讨论语言与文化、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物质与精神、异与同、译作与原作、忠诚与叛逆等彼此相对的成组概念时，始终坚持辩证、中庸的原则。而在分析文化研究途径对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时，许钧教授强调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翻译研究应当兼容并蓄，不能非此即彼。这些原则无疑将成为我们未来翻译研究应当秉承的原则。

       本文分析了许钧翻译文化观点的缘起、特征、主要内容及其意义。本文认为许钧翻译文化观点继承并发展了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不仅从宏观层面阐明了翻译在推进人类文化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而且从微观层面分析了不同形式的翻译选择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因素，廓清了人们关于翻译本质、翻译价值和译者身份的模糊认识。此外，许钧教授的翻译文化观阐明了当代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以及应当坚持的原则。